40年前，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式加入了全球经济的大循环。我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助推者，更是受益者。在这个参与全球化大循环的过程当中，我国解决了全球1/5人口的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全球小伙伴，都是受益者。

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世界贸易环境变得越发复杂而严峻，一味追求“外循环”已难以支撑国民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内循环”这一提法变得越发受重视。今年9月初，黄奇帆出席“中国经济发展与信用建设论坛”并作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趋势和中国经济的双循环》主题演讲，他认为：在过去十多年出口遭遇天花板、贸易摩擦增多、劳动力紧张、比较优势减弱、环保成本上升等五大压力下，中国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道路，不仅是因为脱钩倒逼或疫情下的产业链困局倒逼，而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他认为，单靠外向型经济支撑不起强国战略，当今发达国家没有一个靠外向型经济成为强国，而是把内需作为一个磁铁，吸引天下各国与之相关联，由此奠定国家强大的基础。

在此大环境下，未来5到10年内，哪些方向是我们国家产业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和提升的呢？

第一，全面补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大力吸引国内外企业补齐我国现有各行业产业链，重点吸引国外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比如把全世界能造零部件的最优秀的企业七八百个引入国内，告诉他们我这有世界1/3五六千亿的市场，你到这来这个市场就是你的。这样七八百个外资企业都在你的城市100平方公里半小时、一小时的半径内齐聚，形成开放、国际化的产业链集群，但是垂直整合一体化放在国内。这样，这些零部件的税收、劳动力带动的都是我们国家的。

第二，瞄准“核高基”投入研发力量。即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中国的研发费已经达到GDP的2.2%，一年有22000亿的投入，在世界排名第二。但是其中投资到核心、高科技、基础性的研发，只占5%约1100亿，比例非常低。美国在核高基投入的研发费是我们的20倍。未来重点研发投入方向应瞄准“核高基”发力，科研经费投入取向以及各地重点实验室建设方向将会围绕这一目标做出响应。

第三，大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4月9日中央要素市场改革文件里特别讲了一个概念，要形成一大批像德国的弗劳恩研究所。弗劳恩研究所不搞科研，而是把德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学技术转移的机构。只要你有科研成果，他有成果转化生产力的智商，弗劳恩研究所就把两头接起来。这样的机构将在未来受到国家重点鼓励和推动。

第四，科技金融将受到大力推动。资本是推动生产的最重要的保障，推动科技金融发展，专业评估和挖掘独角兽科技成果，是推动内循环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有了金融保障，才能使整个“内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第五，新基建的全面建设。新基建一般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现在我们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就是智能化革命，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等等。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不仅是跟进者，我们还是引领者之一，在5G、高铁等一些方面我们是领先者。这是我国形成“双循环”良好运转的重要切入点。

第六，重点改善营商环境。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微企业不是生产力突破的什么工具，但它能够自我解决就业，80%的就业都在小企业里边。大小企业发展健康繁荣，才是保证全民生活水平提升最直接的手段。那么就需要重点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税费成本要比较低；三是要有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四是要保护企业的资产的权力；五是政府和企业之间亲戚关系要处理好；六还要保护企业家的家庭财产和人身安全。

第七，全面提高农民收入。我国有六个亿低收入人群，这其中主要是农民，财产性收入仍占农民全部年收入3%，97%是劳动收入或者出去打工的收入。如果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能力能够得到提升，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乃至其在全球的影响力都会发生重大改变。黄奇帆说，如果能够让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3%变成30%，就相信农民的收入会有巨大的提高，仍要靠改革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