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正面临经济不振的僵局。然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却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学习对象之一，尤其是在招商引资方面。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李光耀称：“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965年，新加坡独立。“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李光耀说，新加坡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它发展成为其全球性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当时，印尼同新加坡对抗，贸易活动停止；马来西亚想利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新加坡直接对外贸易。而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怎么办？

“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李光耀说，他们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有人向他建议推动旅游业，该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所需资金很少。于是新加坡旅游促进局设立了，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被委任为主席。这个行业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于是，他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新加坡设立工厂。刚开始时情况并不妙，尽管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但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空荡荡。在最初的几年，任何厂商都受欢迎。他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比如尽管当地缺水，经受不起污染，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合作搞合资企业，生产再生纸。又如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1968年，哈佛商学院教授弗农让李光耀摒弃了过去的看法。他原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国家。但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效，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李光耀他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1960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劳动密集型的低科技工业，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损失。

李光耀订下了双管齐下的策略。首先是逾越邻近地区，跟美、欧、日直接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一世界”的绿洲。如果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能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为此，必须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培训人民。

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推动出口。其中，成立于1961年的经济发展局是个很重要的机构。它是个一站式服务机构，使投资者不必跟许多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这个机构处理——无论是土地、电力、供水，还是环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李光耀说。

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截至1961年，发出12张新兴工业证书；到1970年底，共发出390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资者可以免税5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10年。同时期，中国正处于“文革”中，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内地，纷纷转到新加坡来。李光耀说：“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1970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新加坡开设6家不同的工厂。到70年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为在新加坡雇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变成19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李光耀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投资者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因为这暗示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新加坡有条件对投资项目精挑细选了。1970年代末，投资和就业机会已不成问题。新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新腹地。1997年，新加坡有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他们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新加坡为什么会成功，李光耀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年石油危机后，李光耀向在新加坡的炼油企业保证，对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石油工业扩展业务，在19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领域。1990年代，新加坡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是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对新加坡工人素质的怀疑态度，李光耀要求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指导员前来提供培训。有些中心由新加坡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