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之变即将发生，然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拐点时期，地方上究竟怎么变？

 

　　落脚到“十四五”，实际上首先将从“规划之变”上反映出来，再结合各个地区自身所处的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地方性的“十四五”规划将具备以下几大特征：

 

　　一，侧重于化解问题型规划。

 

　　比如作为西南重要制造业基地的重庆，2016年，重庆市就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但2018年其汽车制造业同比下降17.3%，与上年相比增幅回落了23.5个百分点，2019年福特位于重庆的三家装配厂产能利用率更是不到五分之一，再有电子产业笔电产品也在下滑。

 

　　曾经拉动其经济高增长的两大支柱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双双跌落，解决问题是当务之急。

 

　　其实又何止重庆？以浙江义乌、东北阜新等为代表的收缩型城市面临结构性危机、以山西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危机等皆如此。对于这类深陷去产能、大过剩、结构性危机的省市，“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显然将着眼于如何化解问题。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往往变数越大、机会也越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迸发更大的发展能量。

 

　　二，转型性或变革性的规划。

 

　　“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向生态转型，这就意味着“十四五”规划与以往的都不一样，重在转型。

 

　　首先，经济要发展、环境要保护，落脚于地区必然是有所取舍，地方要盯着整个棋盘，而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站在大局角度配合国家层面更好地实施战略纵深。

 

　　比如，2016年1月3日，高层领导在重庆讲话，提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于长江经济带的各个省市而言，当中央将资源环境、社会效益算进经济，需要长江中上游地区用生态指标重塑GDP时，此时基于其所肩负的“生态责任”，经济发展或多或少会让步于生态保护，必然要面临经济转型，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或衰退，就需要长江上下游共同承担，形成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换言之，地方虽有发展经济的自我要求，但更多地将被纳入“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大格局中。

 

　　再者，各个地方由于未来发展的侧重点不同，财政自给率也会有差异，这也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国家层面将在转移支付上做文章，以均衡地区财政和经济发展。

 

　　分税制实行了25年，事权和财权分离，“十四五”期间地区经济转型，尤其是对于中西部生态水源保护地地区而言，在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上要为环境保护让步，一旦财政吃紧，也需要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各地区进行横向转移支付（比如生态补偿或扶持欠发达地区）。

 

　　因此，“十四五”期间为了统筹协调，预计国家层面可有也将适度收权，合理完善横向转移支付，构建纵横结合的体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三，升级型的规划。

 

　　体验经济需要对消费进行升级，信息文明也决定了需要对工业进行升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都在调整，都在进行价值重组和架构升级，各国都在争夺全球产业分工的话语权。

 

　　美国为什么针对中国大搞贸易摩擦、步步紧逼？其核心矛盾就是在未来的领先性产业群中，谁执牛耳，双方在争夺产业链条的顶端，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了全球产业分工序列，更预示着经济增长潜力大小。

 

　　这就意味着，从未来型产业升级到前端的技术升级换代势必将是国家层面在“十四五”规划中的主要发力方向，地方自身要发展还要落实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显然也得跟着主基调走。